4國經驗表明　貶值未必能提振出口

    2010年以來中國出口增速持續下滑，2015年更是屢次出現負增長。出口低迷原因何在？是否意味著人民幣幣值過高，亟須貶值以刺激出口？

　　我們將探尋出口低迷背后的原因，借鑒日本、德國等國的經驗，厘清出口與貶值之關系。我們的結論是：國際經驗表明，貶值未必能提振出口，而出口份額下降卻是貶值的原因；中國出口增速下滑緣于外需疲軟，但出口競爭力仍強，因而無需也無意依靠貶值刺激出口。

　　出口增速低迷的懸疑

　　2015年以來，中國出口呈現持續低迷態勢。前8個月中有6個月的出口同比負增長，前8個月出口累計同比下滑1.4%。而出口企業的訂單也持續走弱，中采PMI新訂單指數自2014年10月以來便低于榮枯線，8月更是降至47.7，創下30個月以來的新低。

　　出口形勢低迷原因何在？

　　出口由外部需求(蛋糕大小)和中國出口的競爭力(分到蛋糕的比例)所決定，而出口競爭力短期會受匯率波動影響，長期由勞動生產率所決定。因而外需疲軟和出口競爭力下降都有可能導致出口下滑，而出口競爭力也并非完全由匯率所決定。

　　從外部需求來看，雖然需求持續低迷，但中國的競爭力并未下滑。出口增速下降的并非只有中國。全球出口規模增速于2010年見頂，并在2012年迅速墜落，過去三年始終徘徊在零值附近，因而過去三年外需整體幾乎沒有擴張。

　　從2014年的數據來看，美國和歐盟分別占中國出口的17%和16%。作為中國的前兩大貿易伙伴，美國和歐盟的進口增速自2010年以后逐漸放緩，趨勢和中國出口增速一致。這意味著以美歐為代表的外需出現了趨勢性下滑。

　　但另一方面，美國進口中來自中國的占比仍在上升，截至2015年5月仍高達21%。而歐洲進口中來自中國的份額也穩定在18%左右。這說明在美歐市場中，中國產品并未被他國產品所替代，“中國制造”的出口競爭力并未下滑。

　　貶值與出口，孰因孰果？

　　從國外經驗來看，匯率由一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決定，是經濟、貿易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匯率最終決定于一國勞動生產率，在對外貿易方面體現為一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因而從短期看，匯率貶值并不一定能提升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從長期看，實際有效匯率和一國出口在世界所占份額高度正相關。而日本、德國等國的經驗表明，一國貨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往往與出口份額趨勢一致，且略滯后于出口份額的變化。

　　日本經驗：出口份額見頂后，日元趨勢性貶值。

　　20世紀后半葉，日元先后經歷了兩輪趨勢性升值。第一輪始于1973年2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終結，終于1978年10月第二次石油危機。第二輪始于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終于1990年8月的日本經濟危機。但在此期間，日本出口份額卻不降反升，于1986年達到峰值9.85%，并在此后的幾年間始終保持在高位。

　　1993年，日本出口份額見頂回落，而日元也在1995年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后趨勢性貶值。但日元貶值并未提振日本出口，其出口同比增速大幅下降，出口份額也持續下滑并被中國所替代。2004年日元再度走弱，也同樣沒有換來出口增速的反彈。截至2014年底，日本出口份額已由1993年的9.6%降至3.6%，遠低于中國的12.3%。

　　總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出口和匯率的變化趨勢，我們得到兩個結論：其一，升值并未導致出口份額下降，而貶值也未帶來出口份額的提升，有效匯率和出口份額的高度相關性源于兩者都是經濟基本面的反映。其二，日本出口份額的兩次見頂(1986年和1993年)均領先于日元有效匯率見頂(1988年和1996年)，說明出口份額變化領先于匯率變化。

　　韓國經驗：大幅貶值出口未升，升級轉型提振匯率。

　　韓元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一直緊盯美元，70-80年代的石油危機導致美國出現“滯脹”，美元持續走弱，韓國逐步擴大了韓元的浮動區間。兩次金融危機期間，韓元均大幅貶值。但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出口增速不升反降。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韓元出口增速雖在短期內小幅回升，但之后又大幅下滑。值得注意的是，兩次金融危機期間的大幅貶值，均未能換來出口份額的明顯提升。

　　自上世紀60年代起，韓國開始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下，70年代起韓國通過財政、信貸、貿易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扶持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如三星集團、SK集團、大韓航空等)。這些大型集團逐漸發展成為跨國公司巨頭，提高了韓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因而，在兩次金融危機后，出口份額穩步回升，而其有效匯率也觸底反彈。

　　總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出口和匯率的變化趨勢，我們發現：兩次金融危機期間，韓元大幅貶值，但其出口份額卻鮮有提升；而金融危機后，韓國出口份額穩步提升，帶動韓元實際有效匯率反彈。

　　新加坡經驗：產業轉型穩定出口，匯率走勢跟隨出口。

　　上世紀80年代前，新加坡采用的是緊盯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1981年起實行“管理浮動”機制，新幣改為盯住一籃子貨幣。新幣進入升值時代，除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出現貶值外，新幣一直在對美元走強。1985年新幣出現一波貶值，出口增速短暫上升，但之后又大幅回落。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新幣又一次貶值，對出口的提升作用也很短暫。

　　80年代后，新幣有效匯率整體是在升值的，同時新加坡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額也在上升，說明新加坡產品的競爭力在上升。亞洲金融危機后，新加坡出口份額增速放緩，有效匯率也出現下行趨勢。但新加坡產業開始全面轉型，發展以生物制藥、新能源等高科技產業為核心的主導產業。新加坡出口份額仍然保持在2%左右，有效匯率又開始升值。

　　新加坡經驗也表明了一國的產品競爭力決定了長期匯率走勢，出口份額達到一定階段，就必須進行產品的升級，努力向全球價值鏈的上端走。

　　德國經驗：技術質量贏得優勢，出口匯率正向相關。

　　德國可以說是全球制造業的一個“傳奇”。二戰以后，德國在國際貿易中開始崛起。1960年，德國的貿易占比首次超過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出口國家。20世紀70年代之后，德國的市場份額達到了英國、意大利和法國的兩倍之多。1995年德國出口份額達到12%的高峰，之后雖然下降，但仍處于9%以上。

　　德國不通過匯率貶值獲取短暫優勢，而是以產品技術和質量贏得競爭力。在歐元出現以前，歐洲主要國家組成貨幣聯盟，主要貨幣都盯著德國馬克，所以德國馬克在歐洲貨幣體系中的地位相當于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美元。所以德國馬克的匯率是很難受中央銀行控制的，就沒有競爭性貶值這一說。德國企業注重技術密集度、資本密集度和產品質量，使“德國制造”在全球具有競爭力。而即便1995年之后德國馬克貶值較快，但其出口增速仍在大幅下滑。

　　德國的出口份額和有效匯率也是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且匯率變動滯后于出口份額變動。90年代前，德國的出口份額一直在上升，有效匯率走強；90年代后，出口份額下降，有效匯率走弱。德國經驗也說明長期匯率決定于一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出口優勢仍在，無需貶值刺激

　　首先，中國出口仍有競爭力。

　　中國出口份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不到1%，一直上升到2014年的12%。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在出口方面占據優勢，出口份額曾一度高達10%，但隨著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股市崩盤，銀行體系遭受較大的打擊，日本經濟陷入衰退。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逐漸取代日本的地位，出口份額上升加快。當前外需低迷，但中國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額一直在強勢上升，說明中國產品競爭力仍然存在。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指標是貿易順差。盡管出口增速持續負增長，但仍普遍高于進口增速，這造成了貿易順差仍在不斷擴大，2015年以來，各月貿易順差普遍維持在400億美元以上。這反映了中國在貿易環節的相對優勢并沒有發生改變。

　　其次，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基礎。

　　中國經常賬戶和外商直接投資(FDI)項下資本持續巨額流入，為中國國際收支奠定較為穩健的基礎。經常賬戶和FDI項目構成國際收支中穩定性較高的部分。中國2006-2010年為全球經常賬戶順差最大的國家，2011年后順差額僅次于德國居于全球第二位，2014年二季度以來經常賬戶順差進入五年來的新高，基本維持在季度700億美元以上。FDI方面外資同樣持續流入，近5個季度平均流入482億美元。中國國際收支基礎穩健，不具備持續貶值基礎。

　　再次，高層無意貶值刺激出口。

　　盡管2015年以來出口持續低迷，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在多個場合表態，不依靠貶值刺激出口，而自人民幣匯率形成制度改革以來，他也在多個場合重申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續貶值基礎。事實上，2015年以來的外貿穩增長政策，普遍聚焦于推動貿易便利化，7月24日國務院發布的外貿穩增長7條意見，均與此相關，而并未提及貶值。

　　而央行行長易綱也在8月13日的吹風會上表示，“人民幣要貶值10%以促進出口，這個完全是無稽之談，完全是沒有根據的，”而不需要調整匯率來促進出口的原因在于“中國的出口不錯，中國的出口有這么大的順差”。這意味著央行意在完善匯率機制，無意于依靠貶值刺激出口。